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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南矿厂图略》校注作者：吴其濬 纂 杨黔云 总主编 马晓粉 校 注
《滇南矿厂图略》是一部有关于云南铜政、经济、社会的重要古籍。本书以云南省图书馆藏清道光云南课本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课本为底本，对该古籍进行整理、校注，上卷为《滇南矿厂工器图略》校注，下卷为《滇南矿厂舆程图略》校注，并在书后附云南省图书馆藏善本影音本，以方便读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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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读金沙——重建巴蜀先秦史作者：白剑
成都市西郊金沙遗址的发现，使早期扑朔迷离的古蜀史变得清晰可变起来。本书根据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三星堆、十二桥、良诸等文化，联系至今仍存的文化因素，分析了金沙器物的性质，并由此重建了古蜀先秦史，阐述了巴人和蜀人的起源和发展，也对古代雒城的四方郊祭进行了论述。书稿含有的信息量较为丰富，论证比较系统，见解有独到处，能成一家之言。本写作过程中，作者进行了踏实的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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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近现代工业经济史论作者：王美蓉, 著
本著作研究内容涉及从1872年至2002年100多年甘肃近现代工业经济的历史。分成上下两编，上篇近代甘肃工业经济史主要梳理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甘肃工业的变迁历程。下篇现代甘肃工业经济史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甘肃工业的变迁三个阶段的历程。通过对甘肃近现代工业史历史脉络的梳理以及工业经济模式与经济结构进行研究，分析其成功经验，总结其中的局限，探讨甘肃现代工业如何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图书分类
Book classification- 本书是2019年四川省重点出版项目专项补助资金项目，原申报书名为《三线建设时期的四川航天工业成就》，三审后为了更贴合书稿内容，书名更改为《三线建设与四川航天工业》。本书以公开资料为基础，梳理出钱学森为航天奠基，航天基地的建设与发展，航天军贸的发展，航天民品的发展四大板块，以个人的回忆和各厂的总结资料为主体内容，采用讲故事的方式，用个人鲜活的经历来反映三线建设时期的四川航天建设过程及成就，从中折射出“艰苦奋斗、乐观奉献、甘于吃苦、诚于协作”三线精神，同时分析了航天独特的系统控制和工业体系，探讨其逐渐形成的四个一代，即“探索一代、预研一代、研制一代、生产一代”四步走的技术发展路线对我国科技和发展制造强国的启示意义，并树立起四川航天的品牌。...查看更多
- 三线建设中航天工业的布局、发展与启示
——以○六二基地为中心
（代序）
航天 是国家的品牌形象之一，航天科学技术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应用卫星与卫星应用、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等主要领域为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有力支撑。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三线建设期间发展起来的中国航天事业，先后在三线地区建成8个基地，对国防建设贡献很大；改革开放后，又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三线建设中航天工业的布局和发展，是共和国工业史和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方面的研究，因为涉密等原因，除航天系统内部外，学界关注甚少 。笔者通过对航天○六二基地多年的调研，以公开出版的资料为主要线索，回顾其发展历程，分析其独特的系统控制和工业体系，总结其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从而探讨其逐渐形成的“四个一代”，即“探索一代、预研一代、研制一代、生产一代”四步走的技术发展路线对我国科技和发展制造强国的启示意义。
一、三线建设中航天基地布局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我国在苏联的援助下，引进以“156项”为代表的工业项目，建立起一套完整工业体系。面对底子薄、基础差的现实，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志存高远，在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同年，在被称为我国“航天之父”、世界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的领导下，航天系统开始了科学系统、卓有成效的工作，针对“苏联援助了一部分技术文件，绝大多数是生产图纸、工艺规程和验收文件，有关设计方面的资料几乎是空白” 的情况，航天人主动搞了“反设计”，把苏联人不愿意教的原理和参数来源探究明白，成为我国落实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目标最成功的部门之一。
航天系统是我国开展三线建设最早的工业部门。早在中苏关系恶化，国际形势剧变之时，1960年10月21日，“中央军委批复同意国防部五院的报告：鉴于苏方不会再向我国提供试验设备和各种资料，决心自力更生设计、制造出自己的导弹和试验设备；国防部五院以研究和设计为主，工业部门以仿制为主……三线基地（即后方基地）建设按导弹类型分散布点，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适当照顾交通条件，1962年动工。” 到1964年9月三线建设正式全面启动，航天是行动最高效的部门之一。一批又一批航天人从大城市开赴甘、陕、贵、川、鄂、湘等地处深山老林、交通不便的“大三线”，“三线”基地的职工风餐露宿，以极简的生活设施来完成当时最高科技的生产建设（即使到后来建成投产，条件仍然十分艰苦）。航天人这种为了航天事业和国防尖端工业，为了共和国早日拥有“撒手锏”的理想信念，今天回顾起来仍然让人感动。
航天三线基地的命名，“○六”是当时的军委总后勤部为航天系统确定的物资单位代号。后来工程代号借用了“○六”，按项目批复的时间先后顺序，建设了○六一至○六八共8个航天三线基地：
○六一基地，以地对空导弹为主业，中途经历拆分成○六一和○六五两个基地，然后又合并的过程。航天系统1961年开始选点黔北和黔南，1965年正式成立三线建设指挥部。鉴于当时防空任务紧迫，○六一基地1966年被列入全国重点基建项目，建成后生产的红旗二型地空导弹大规模列装，使美军U2等侦察机不敢再轻易入侵我国领空。1989年以此基地组建贵州航天工业总公司，2010年成立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第十研究院，2015年更名为贵州航天技术研究院第十总体设计部。
○六二基地是整个三线建设的核心重点项目，由实力最强的航天一院包建，并准备接收一院全迁。 1964年开始建设，最初布局在甘肃天水至陕西凤县一线。1966年初发生邢台大地震，中央指示○六二基地重新选址，天水附近的建设项目迁往川东北，凤阳附近的发动机基地不动，后来不得不拆分为○六二和○六七两个基地。1974年下半年基地基本建成，开始进行生产准备。1979年11月，○六二基地生产的产品首次发射，一举成功，标志基地初步形成生产能力。1980年5月，新华社发布新闻公告，宣布1980年5月18日至21日中国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胜利结束。 说明中国后方基地已经具备独立生产能力，这是航天三线建设的重大成就，也是我国三线建设的标志性成就。改革开放后，前方不再往三线搬迁，这里成为单纯的批生产基地。1985年，○六四基地被并入四川航天工业总公司，1992年开始陆续搬迁至成都市龙泉驿区，2005年1月25日更名为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
○六三基地，以固体火箭发动机为主业。固体火箭发动机具有体积小，反应快，不需要临时加注燃料，主要供潜射战略导弹和小型战术导弹使用。这个基地搬迁次数最多，先后从陕西西安迁到四川泸州，再迁内蒙古，再迁陕西蓝田，最后调迁到西安。
○六四基地，原为海防导弹研制单位，位于○六二基地南面。1985年与○六二合并，其预研的涡喷发动机、弹体、雷达，后来为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五基地，先从○六一基地分拆出来，后来又合并。
○六六基地，主业是地地战术导弹。1969年开始在鄂西远安地区建设。1989年组建湖北航天工业总公司，1993年4月10日挂牌中国三江航天集团。2007年4月26日，○六六基地更名为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
○六七基地，主业是液体火箭发动机，是从早期的○六二基地分拆出来的。火箭液体燃料的优点是经济、安全、稳定，缺点是体积大，准备周期长，是发射卫星等大型运载火箭常用燃料。1985年迁至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成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六研究院。
○六八基地，计划以反导导弹为主业，1969年在湘南开建，属于当年航天系统的探索项目，未建成。2009年成立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〇六八基地，主要进行航天材料及装备产业开发。
总体而言，航天系统的8个三线基地全部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这在参与三线建设的二十余个部委当中最为成功。下面通过对○六二基地的具体分析来理解其背后的原因。
二、○六二基地的建设和发展
○六二基地是航天三线建设的核心项目，虽然经历了二次选址，以及受其他因素的干扰，但最终完成了生产任务。三线调迁时，○六二基地主体从川东北迁到成都市龙泉驿区，又开创了新的发展格局。
1. 基地骨干人员以航天一院老人为主
1964年，根据中央精神和国防工办的指导原则，航天一院按照“前后是一家，生产是两套”的构想，决定在三线地区安排36个建设项目，其中的25个安排在天水地区。因地震原因1966年5月由甘肃天水变点川东北后，○六二基地的规划方案和管理体制在时局的影响下发生了多次改变，以致最后在川北地区建成和部分建成的项目只有14个 。○六二基地原计划接收航天一院全迁，作为远程运载火箭及后续大型液体燃料火箭研制基地，因此骨干人员全部来自航天一院及其下面的211厂等核心厂所，如操作2200吨水压机，享有“一锤定音”美誉的全国劳模刘让，基地领导层的沈绍德、张立冬、王克勤等 。他们都是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时就加入航天系统，后来被选派参加三线建设。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上过钱学森的课，对钱学森提倡的系统控制论有或多或少的了解，对自己参与的国防尖端项目非常骄傲和自豪，同时非常有事业心和责任心。基地建设是在各方支援的基础上才得以完成的，一院派来的主管姜延斌回忆，“对建设‘○六二’工程，中央军委及国家各部委非常重视，特别是四川省委和地方政府给了很大支援，国家建委派了两个建筑公司、一个安装公司、一个洞工程公司，解放军总后勤部派了两个汽车团；为建设铁路专用线，铁道兵派了一个工程团；为抢修道路，达县、宣汉、万源县各派了民兵团。工程开始后，河南、山东、四川等省还派汽车队支援工程的材料运输。近十万人的建设大军，在达县、宣汉、万源和白沙近200千米的大山沟里，劈山、开路、三通一平，为一院全迁三线并尽早为部队提供装备，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热潮。” 最终，7146由一院一部包建，1979年竣工验收；7105由一院12所和200厂包建，1975年基本建成，1980年全部竣工；7111由一院一部6室和811厂包建，1981年基本竣工；7113由702所包建，1980年建成。尽管○六二基地的建设进度大幅落后于原定计划，但它仍生动地体现了航天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而且基地在建设规模、建筑面积、工艺技术以及设备先进程度、形成的生产能力等方面，在当时都超过了北京基地，从而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壮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 基地接受顶级专家的规划和技术指导
○六二基地建设直接接受航天一院顶级专家指导，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当属“航天五老”中的钱学森和屠守锷。规划上钱学森要求基地建设要搞配套，在大环境方面，王道力回忆：“‘三线’建设，就是一个大的配套工程，这样大的项目，要在几年之内建成，就需要用系统工程的思想、系统工程的方法、系统工程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为什么把○六二基地放在四川，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的电子元件生产主要是在贵州、四川这两个地方。○六二基地正好在中间，南边是贵州，北边是陕西，对运送元件配套是有利的。中央的‘三线’建设会议，当场决定铁路改线，从襄樊到重庆，修襄渝铁路。” 而在基地内部，姜延斌回忆：“钱学森提出来，‘三线’建设一定要以型号为纲，以型号进行配套生产，不按这个不行。○六二基地，弹头、弹体、控制系统、伺服机构、地面设备、遥测设备等，各个部件的生产，都是配套的。” 钱学森不仅指导宏观配套，还在微观层面解决了很多技术问题。如徐保民在回忆建○六二基地负责的138工程时，“当时还有一个问题是勤务塔（又叫脐带塔）的强度设计……钱学森同志知道后，非常关心……说：‘关于火箭发动机工作引起勤务塔复杂受力问题，同志们做了不少工作，查找了不少资料。国外一般在设计时取振动系数为4，我看振动系数用2.7就可以了。’……他就给大家简单讲解了一下计算原理与计算方法……勤务塔用这个系数作为设计依据，不但解决了这个复杂的力学问题，满足了试验需要，还为国家节约了几百吨钢材。” 以钱学森为首的航天科学家在创造性思维和精确计算的基础上，在技术上不迷信西方，勇敢地推翻了一些西方成文理论和参数，并在实践中获得成功，这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科技人员的自信心。作为某型号的总设计师，屠守锷院士坐火车来○六二基地，沿途停靠多次，亲自测量所过隧洞桥梁的高度和宽度，又仔细视察102厂的建设情况，从而肯定○六二基地的运输条件和生产能力。另外黄伟禄和梁思礼两位院士也曾到过○六二基地105厂指导工作。这些航天系统的顶级专家，在宏观上和细节上的关心指导，既展现了他们高超的科学理论素养和技术能力，更体现了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对系统内的人影响很大，并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航天精神。
3. 基地严格执行总师制度
○六二基地最终没有迎来航天一院的全迁，在改革开放后被定位为批生产基地。但管理上延续一院的制度，仍然坚持总师负责。如基地张锡超总工程师带领大家生产装配第一发遥测产品，在管理和工艺上跑了通关，1979年的遥测弹、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的实弹，都获得成功，这为后来有能力接受批生产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是陈绪铭担任基地总工程师，是他一手安排黎玉贵组建团队，完成了外贸产品“卫士”的研制攻关，最终取得优异成果。除基地总工程师外，各项目分别有自己的总工程师负责，包括后来的“卫士”系列和民品的研制生产。
4. 基地的预研制度化，成果多样化
航天作为国防尖端，不可能通过复制获取别国的技术细节，必须将预先研究前置。这里举军贸和民品方面的例子来进行说明。○六二基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工艺能力比较齐全的格局，其工艺能力遍及机械加工、焊接、压力容器生产、管路生产、大型钣金、大型模具、机修、大型注塑、无线电等各个方面，还有锻铸造、热处理等辅助设施。随着技术改造的不断推进，这些能力还将得到不断加强，只要有项目带动，充分发挥这些优势，才能把这些成熟的、独特的军民品技术发扬光大。在○六四基地并入○六二之前，1980年××涡喷试飞器设计研究，及××涡喷发动机试制被列为部管两项重大预研课题。科技人员备受鼓舞，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做了大量技术积累。当国际订单到来时，基地成功开发了“卫士”系列多管火箭武器系统，射程覆盖50至300千米，实现了从无控、简控向精确制导为主的战术武器产品型谱升级，类别涵盖多管火箭、战术导弹、制导炮弹、滑翔制导炸弹、巡飞弹药等领域。“卫士”系列以极高的“性价比”，实现了向多个国家出口及技术转让，已成为国际军贸领域的知名品牌，这为基地加快从批生产单位向研究院转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民品企业航天模塑，就是以生产火箭控制器的注塑工艺为基础，从生产汽车轮毂套起家，后来发展到空调塑料总成，驾驶室面板、内饰板、保险杠，再到全车塑料件，并建立起国家级的实验中心和检测中心，成为国内汽车塑料的行业龙头。2013年，航天模塑技术中心成立跟航天体系一脉相承的预研室，研究储备新材料和新工艺，致力于在未来的航天合作中突破技术门槛，与主机厂合拍。技术中心成立之初定位为“市场牵引技术”，后来定位为“技术引领市场转变”，总工程师韦科说“预研就像在黑夜里前进”。结果，全塑后背门研发成功，成为国内首家掌握该技术的公司，一举打破国外垄断，在探索军转民的道路上取得成功。这种预研制度，对于军贸产品及民品适应战场和市场，都至关重要。
5. 基地获批第七总体设计部，成为高科技企业集团
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2008年获批成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七总体设计部。经过5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目前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已成为一个以航天为本、军民结合的大型高科技企业集团，“是我国航天重大装备批生产基地、重要航天产品配套协作基地、战术武器和宇航产品研制生产基地。先后承担并圆满完成了国家多种航天重大装备的研制生产任务；在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等重大工程任务和商业卫星发射任务中，承担了常规运载火箭47%的箱体、运载火箭95%的火工品、载人飞船80%的火工品等研制生产任务，为我国航天事业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航天三线建设的启示
航天三线的组织形式和实践成就在三线项目中比较特殊，经过几十年实践检验，表现出其在科学性上的独特贡献，如提倡系统控制论的思想，组织上以研究院为主导，由顶级专家制定中长期的科学规划并逐步实现，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等，这些都带给我们很多启示。
1. 航天工业的系统控制论是共和国建设史上的重要理论
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在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是他本人认为比造火箭还要重要的贡献。钱学森在工作中不断宣传与实践，使得这一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我国整个航天系统。由于火箭、导弹是一个由数以万计的元器件、部件和若干个分系统组成的大系统，其可靠性并不取决于单个元器件、部件或某一个分系统的先进指标，而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各个元器件、部件之间以及各个分系统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钱学森这样论述系统的可靠性：“系统复杂了，里面包含的元件必定大大地增加，这又产生了另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整个系统的可靠性问题。我们知道，如果每个元件都有一定的失败的可能性，而一个元件失效就能使整个系统运转不正确，那么一般来说，元件越多，出毛病的机会也就越多，整个系统也就越不可靠。但是这并不是一定非这样不可的，我们有办法利用不十分可靠的元件做出非常可靠的系统。这自然不是随便可以做到的，元件需要有一定的组合方案，这个组合方案就是工程控制论的又一个新的研究题目。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几率问题，做这个工作就得引用统计数学。” 航天人经常说的，“我们有办法利用不十分可靠的元件做出非常可靠的系统”，就来源于此。实践中的关键一步就是建立总体设计部，“建立总体设计部，科学地确定各级总体方案，严格控制技术状态，确保系统优化和整体优化，从而实现钱学森在《工程控制论》中阐明的整个系统的可靠性问题。” 这套理论使得航天能在国家整体科学技术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仍能研制出可靠的国防尖端武器。
系统控制论扩大使用范围后的效果，在社会主义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在航天内部，三线建设期间，就不分前方和后方，都是资源技术共享。其次，推广到其他工业部门，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因为航天不是单独发展的，其发展过程需要全国大协作。“航天事业是全国各行各业的共同事业。每一项航天工程，都有上千家单位、几十万科技人员承担研制、建设、试验任务。1975年研制发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协作项目就达4800多项，涉及21个部委、25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多个工厂、研究所和高等院校，返回式卫星直接参加研制的单位就有81个，分布在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1980年中国首次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就有30多个部委、27个省市自治区的1000多个单位参与协作，动员了10万人参与试验工作……正是全国有关部门和单位通力合作，协同攻关，解决了两个航天工程所需要的原材料、元器件、各种设备，提供有力的保障服务，从而创造了航天科技工业的一个个奇迹。” 航天基地接收全国协作的，达到最低标准但水平参差不齐的原材料、元器件、各种设备，这包括很多在重庆、成都、绵阳、广元、凯里等地的三线企业提供的产品，再运用系统控制论的思维，将它们组合成可靠的航天产品，实现了一个又一个航天奇迹。
2. 航天系统管理上以研究院为主导
1964年三线建设启动时，正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向第七工业机械部转型的时候。五院开始以“型号为纲，地区成套，小而分，专业化”的原则建设三线。之后成立七机部，又壮大了生产能力，但组织结构上始终以研究院为主导，突出总体设计部，当时有人以“厂所结合” 为由反对这种组织体制时，钱学森表示：“现在七机部的体制很好。”
根据研制工作的需要，钱学森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提出了组织机构的一整套想法，“即型号院—总体设计部—系统专业所—试制工厂序列，同时设立一系列独立于型号院的基础研究所。例如，各院带‘7’字头的研究所都是适用于全航天系统的基础研究所，701所为空气动力研究所，702所为环境试验研究所，703所为材料应用研究所，707所为情报信息研究所，708所为标准化研究所等。无论这些专业研究所地处哪个院的所在地，它们都是服务于全系统的部管直属所，为各型号服务，实行部和所在地研究院的双重领导。七机部还对各院属研究所进行了调整，并重新起名，如一院的一部、11所、12所、13所等，二院的二部、20所、21所、23所等，三院的三部、31所、32所、33所等，四院、上海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这些研究所主要面向本院，为本院的型号配套服务，研究所的专业配置基本上能满足各型号研制的需要。只要了解了七机部各个单位的代号，便可基本掌握各研究院的组织、配置和各单位所承担的业务。这不是简单的命名，而是适应型号院的需要，兼顾专业技术发展，又避免大量重复建设的体制大调整。” 这种体制调整非常适应航天技术发展的需要。保证了航天事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仍能迅速地发展。这在改革开放前，就受到中央的重视和肯定。改革开放后，部（集团）、院（局、基地）、厂（所）三级管理体制继续沿用，坚持把研究能力放在前面，充分预研，夯实理论和技术基础，生产摆在最后却能水到渠成地出合格产品，使得航天能以出色业绩为祖国树立拥有自主高科技的国家形象。
3. 航天系统由顶尖专家制定科学规划
有了理论和体制作基础，钱学森带领航天人一起制定了科学的发展规划。这不同于钢铁和机械等行业重点在于扩大生产规模，而是紧跟世界航天技术发展前沿做规划。如8个航天基地，更典型的是“八年四弹”规划（四弹是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和“三星规划”（“东方红一号”卫星为代表的工程星、返回式卫星和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这些规划虽然最终实现的时间被拖长了一些，但都成功了。其中洲际导弹奠定了我国的大国地位，返回式卫星为后来的载人航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科学规划使得我国的航天事业没有走国外走过的弯路，成为世界航天史上的奇迹。
为了给国家节约研制经费，航天系统还创造性的搞了“一箭多用”。为此，1974年11月21日，七机部颁发运载火箭命名通知：“以××四号为基础加常规液体第三级的火箭（推进剂为四氧化二氮和偏二甲肼），命名为长征一号甲运载火箭；以××五号为基础加常规液体第三级的火箭，命名为长征二号甲运载火箭；××五号的一、二级（改进型）加上液氢液氧发动机第三级的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二号乙运载火箭（后改称长征三号运载火箭）。” 这成为我国早期探索军民两用的典范之作。
在航天实现科学规划的过程中，还发挥了作为国防尖端的带动作用，如中国超过半数的新材料研制，是应航天产业的需求而开发的。因为航天技术需要高强度、高韧性的新型复合材料、耐烧蚀材料、结构材料、阻尼材料、密封材料、新型有机纤维、耐热陶瓷、吸波材料、超导材料等，因而促进了材料技术的发展及其相关装备、工艺的更新改造。航天技术对高比强度、耐高温的金属材料、有色金属及特种合金材料的需求，促进了中国冶金技术的发展。从现在已经解密的材料可见一斑，“以仿制‘1059’导弹为例，由于我国原材料工业基础差，仿制‘1059’导弹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有相当一部分在品种、规格方面是国内不能配套生产的，如冷轧薄钢板、2米以上宽度的铝合金板材、无缝不锈钢管以及一些橡胶件等。至于发动机需要的几百种不同品种和规格的原材料，技术要求高，国内更是没有可以代用的材料。基础工业的短板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变得十分突出。为了解决这个短板问题，除了从苏联进口少量特殊牌号、特殊规格的原材料外，大部分原材料还是要立足国内解决……一分院先后与哈尔滨东北轻合金厂、鞍钢、抚钢、大连钢厂、苏家屯有色金属加工厂、北京钢铁研究院等单位签订了试制153项金属材料的协议，还同石油、化工、建材、轻工部门20多个单位签订了试制87项非金属材料的协议。其中，哈尔滨东北轻合金厂生产的各种铝合金棒材、型材、板材，鞍钢、抚钢生产的各种规格的钢材和特种钢材，吉林石棉板厂生产的石墨化橡胶石棉，洛阳轴承厂生产的专用轴承，都是经过反复试验才取得了成功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85年到1993年，各民用部门为航天型号研制的新材料和专用非标机电产品共4242项，为航天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所以，发展航天事业，催生了多项科技和工程领域的技术突破，对国民经济能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这些因航天而发展起来的材料和工艺，大部分都转化到其他领域，提升了我国工业的整体水平。
4. 航天系统充分激励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航天的高科技属性，决定其必然要聚积大量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的主观能动性是决定航天事业成败的关键。谢光选曾经整理过钱学森对知识分子的三点看法，“第一点，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聪明……中国人和外国人比并不笨，而是很聪明的，这是中国人的特点。第二点，中国知识分子很勤劳，能够连续不断地工作。第三点，中国人组织纪律性强，说好的事情不轻易改，有信义。这对于一件复杂的学科交流很重要，说出来的话算数，如果理解的意思不一样，再进一步讨论。要是说出来的话不算数，那就得签字，那么多事情都协调进来，连尺寸，带性能，带参数，这些东西多着呢，东西一大堆。” 航天三线基地，虽然地处偏远，我国知识分子凭借这三点特有的品质“聪明＋勤奋＋有信义”最终干出了卓越的实绩，同时还集体总结形成了“四个一代”的今天的中国仍然非常有启示。
四、结语：“四个一代”的非凡历史意义
科技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原动力，而工业部门的创新永远走在最前沿。航天工业作为国防尖端，受到历任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如三线建设期间的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邓小平等，三线调整期间的邓小平、江泽民等，新世纪又有胡锦涛、习近平等。国家从全国抽调精英人才分配给航天，利用特殊渠道掌握世界航天的最新科技动态，同时还想方设法突破国际上的种种限制，为航天企业配备了一整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设备和仪器仪表，航天企业的软硬件条件应该说在国有企业中是先进的，业绩也是显著的。今天，我国日益频繁地参与国际竞争，许多行业常常感受到核心的技术、材料等经常被“卡脖子”，这让国人重新反思工业的发展路径。于是近年来重提要掌握核心技术，必须要进行预研，要做技术积累。实际上钱学森当年就指出：“技术能力是组织性的，只能在组织内生成，永远不可能从市场上买到。引进可以是创新起步的补充，但绝不是创新过程的替代，否则，一旦形成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就可能产生技术轨道的路径锁定，误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陷阱。” 航天人是最早意识到核心技术是买不到的，于是勇敢地肩负起主动创新的责任，长期积累，方才始终保持处于世界先进的行列。航天三线的建设成就，以及后续不断的新发展、新超越，尤其是“四个一代”的技术发展路径，对今天的中国仍有非凡的历史意义。
“生产一代”即制造状态稳定的产品并形成装备交付用户使用。生产能力是国家工业的基础能力，解决“有”和“无”的根本问题。航天作为国防尖端，承担着为国家站岗放哨的重任，生产品质上始终以周恩来总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精神为指引，生产方式上采取小批量、多品种，积累了先进的生产能力，锤炼了工艺水平。这既保证了国防的需要，又在“军民两用”的发展中可以放大到更广阔的领域，尤其是民品生产当中。
“研制一代”即在解决“有”和“无”的问题后，迅速研制开发满足需求的新产品，提档升级、提质增效。这是航天的特性，即更新周期快，要求高，研制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这跟很多行业产品几十年变化不大有显著区别。这也是航天三线的生产基地大部分都能转变为技术研究院，甚至总设计部的原因。
“预研一代”主要是跟踪世界先进航天型号前沿技术，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航天发展规划，突破阻碍航天发展的技术关键和新技术开发。国防部五院从开始就遵循中央批准的“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 建院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航天系统始终掌握国际航天的发展潮流，没有出现闭门造车而导致止步不前的现象。对预研与探索工作的重视是中国航天明显有别于国内其他产业之处。论及预先研究，钱学森曾指出，“一般的工业生产主要包括试制与生产两个阶段，但对像航天等现代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制工作来讲，要加快技术发展的步伐，新型号还必须运用老产品所完全没有用过的某些新技术。虽然从科学理论上讲，某项新技术可以实现，但如何实现，制造出什么样的部件、什么样的仪器，最后能达到什么样的性能还不得而知。因此，在新型号的正式设计之前，需要进行预先研究与试验，从失败到成功，最后做出性能满意的部件或仪器的试样。通过预先研究，运用了前所未知的新技术的型号设计才有把握，新型号才可能在提高性能的同时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在预研方面航天很努力，有成功也有失败，如“八年四弹”和“三星规划”，以及○六七基地的大型航天发动机就非常成功，而西昌卫星基地原计划的导弹研制就失败了。1991年，钱学森作为“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的唯一获得者，在领奖后曾表示，“两弹一星工程所依据的都是成熟的理论，我只是把别人和我经过实践证明可行的成熟技术拿过来用，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应该这样做，系统工程与总体设计部思想才是我一生追求的。它的意义，可能要远远超出我对中国航天的贡献。”这实际上为航天指明了发展的方向，要长久发展，在跟随的基础上，必须要有对人类对世界的创新。
“探索一代”则不再局限于跟踪追赶，而是通过原始性的自主创新，寻求超越与领先的态势。例如，建设○六八基地，就是超前规划反导系统，虽然没有成功，但也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因为对于航天研制来说，探索并不一定意味着提出重大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而是在深入分析研究前沿的科学原理所提供的技术可能性的基础上，选择具有发展前途的概念技术，探讨其实现的可能性，使整个航天技术发展路线拥有更深的上游设计，使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更坚实。如在探月活动中，利用中继星实现地球与月球背面的通信，这就是中国航天人独辟蹊径的创举，这是真正意义的创新，为世界航天事业做了引领和示范。正如2019年2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强调：“实践告诉我们，伟大事业都基于创新。创新决定未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不是一片坦途，唯有创新才能抢占先机。这次任务实现了多项创新，填补系列国际国内空白，充分体现了自主创新要敢下先手棋、善打主动仗的精神。我们要深刻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弘扬科学精神，瞄准战略性、基础性、前沿性领域，坚持补齐短板、跟踪发展、超前布局同步推进，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突破，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断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努力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占有重要一席之地。” 领导人口中的“敢下先手棋、善打主动仗”，就是对航天制度化执行“四个一代”的生动诠释和高度赞扬。
航天的经验可复制、可推广，国家也做过相应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国家层面曾推广过系统控制论，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像在航天系统那样深入人心。我国改革开放中行业和企业起起落落的发展历程证明，没有预研和长期技术积累的表面繁荣是不可持续的。在这一过程中，○六二基地在军转民初期，也犯过类似的错误，也曾盲目地追求市场热点，生产技术含量低但当时适销对路的产品。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大部分初期的民品被淘汰。航天人开始意识到要发挥自身的技术特长，要掌握核心技术，要坚持预研，才能适应并占领市场，并从市场引领转变为引领市场。这得益于航天自身的技术积累，同时得益于航天的预研制度，以及“四个一代”的技术发展路线。而推广到国家层面的反思，具体表现在解决航空发动机这一“心脏病”问题上。2016年成立的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就是移植航天机制，遵循以研究院为主导，预研制度化这两种思路而建，特别突出发动机是航空飞行器的核心，设计飞机要以发动机的性能为基础，可以实现一款发动机匹配多型飞机。这改变了以前设计飞机在前，将发动机当作飞机的一个配件而被动地去适应飞机设计性能的思路。而企业界对核心技术的积累与预研，特别表现在中美贸易战中凸现出来的华为公司，反溯其董事任正非的成长史，他参军入伍期间，曾在安县风洞工作过三年，深得钱学森提倡预研的精髓，于是才有敢于踏足“无人区”，要在“探索一代”的高度上，为世界寻找答案的勇气和能力。
由于涉密原因，本书采取以公开资料作基础，梳理出钱学森为航天奠基，航天基地的建设与发展，航天军贸的发展，航天民品的发展四大板块，以个人的回忆和各厂的总结宣传为主体内容。在梳理出大纲后，以讲故事的方式，用个人鲜活的经历来反映四川航天的建设过程及成就。从中折射出“艰苦奋斗、乐观奉献、甘于吃苦、诚于协作”的三线精神，并树立起四川航天的品牌。
龙泉驿区档案局（馆） 胡开全
2019年10月...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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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 001
第一节 三线建设的体系概况以及国防尖端的核心地位 / 001
第二节 三线建设中航天基地布局概况 / 018
第三节 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概述 / 024
第二章 钱学森对中国航天的开创性贡献 / 026
第一节 一流科学家——钱学森 / 026
第二节 中国人不笨，可以独立搞尖端国防 / 028
第三节 八年四弹和卫星分三步走 / 034
第四节 系统控制论和以研究院为主导的航天系统 / 039
第三章 四川航天的建设与发展 / 042
第一节 〇六二基地选址川东北 / 042
第二节 飞向太平洋 / 068
第三节 基地的不断发展 / 094
第四章 卫士系列——四川航天军贸的实践 / 169
第一节 海外订单 / 170
第二节 无控的突破 / 184
第三节 有控的成功 / 190
第四节 七院总体院成立 / 209
第五章 航天模塑——四川航天军转民的探索 / 216
第一节 以军为本，以民养军 / 216
第二节 一手抓技术，一手抓市场 / 226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236
后 记 / 250...查看更多 - 胡开全，龙泉驿区档案馆馆员，四川大学口述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是四川省档案局2017年评选的“档案人才系统”80位高级人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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