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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代江浙诗歌合韵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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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一本研究宋代江浙诗韵的专著,归纳出宋代江浙诗韵18部音韵系统,并在此基础 上逐一摘录18部音韵系统中不同韵部之间的混押即“合韵”的韵段,从而编制成宋代江 浙诗歌合韵谱。本书分别呈现了宋代江浙诗歌中阴声韵合韵谱,阳声韵合韵谱,入声韵 合韵谱,阳声韵、入声韵合韵谱,阴声韵、阳声韵合韵谱,平声、上去声合韵谱和阴声 韵、入声韵合韵谱。每篇分别简要概括该合韵谱下主要的合韵条目,然后列举所收的韵 例,每一韵例包括体裁,诗题,韵字,所在《全宋诗》册数、页码以及相关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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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稿是一部国内外认知诗学和认知文学研究领域最新学术论文的合集,是该丛书中的第九本,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认知诗学分会主办。本书收录论文共12篇,主要分为多模态认知诗学专题、认知女性主义批评、儿童文学的认知研究和当前认知诗学的最新研究四部分。本书可提供认知诗学学科发展的前沿性资料与信息,为认知诗学服务于中国的文学研究、文化建设和语言文学教学发展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平台。本书收录论文涉及文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体现出较强的理论性、实证性、综述性、创新性、学术性和跨学科性。

图书分类

Book classification
  1. 本书是以清代藏书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清代藏书文化发达,作者从主流文化的转变、印刷术的发展、书市的繁荣等方面解析了其发达的原因和社会文化背景,同时分析了清代藏书文化的特点,梳理了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以及清代藏书文化诸方面内容(包括藏书思想、藏书印、藏书楼命名、藏书研究著作等),并且简要分析了我国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和图书馆的发展情况。本书对于研究清代藏书乃至文化、经济、政治背景等...查看更多
  2. 书籍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而藏书又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是商周时期遗留下来的甲骨文,它们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古人们用这些刻着古老文字的甲骨来占卜、记事。到目前为止,共发现这种刻着文字的甲骨超过十万片,其内容涵养了商周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除甲骨文以外,我国早期的文字还有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它们被称为“金文”“铭文”“钟鼎文”;刻在石器上的文字,它们被称为“石鼓文”。文字的出现,结束了人类结绳记事的历史,为书籍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已发现的石器和青铜器中,有的上面文字较多,例如,在西周时期铸造的毛公鼎上的铭文就多达四五百字。这些有许多文字的青铜器或石器已经具备了书籍的初期形式 。到了商代后期,“书籍诞生的各种条件均已具备,商代的典、册就是中国最早的具有传播意义的书,它们是中国简帛书籍的源头。” 
    随着书籍的产生,藏书活动也随之产生,据说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了名叫“藏室”“册府”等名称的藏书机构,甚至出现了私人藏书家 。在雕版印刷术未发明之前,由于书籍的生产只能依靠手抄书,其生产书籍的速度很慢,因此,可以断定当时的藏书规模不可能很大,藏书机构与藏书家的数量也不可能很多。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书籍的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从而促进了藏书活动的发展。到了北宋时期,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使得中国的印刷技术更向前迈进了一步。在宋、元、明时期,印刷行业是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并行,但以雕版印刷为主流。在宋、元时期,雕版印刷技术十分成熟,加之印刷之家十分注重印刷质量控制,因此,当时所印刷的书籍质量极佳,为后来“佞宋”“佞元”等藏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到了清朝中后期,我国印刷业在传承了传统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基础上,也积极吸纳西方的石印、铅印等新式印刷技术,从而使得清代印刷出版业空前发达。在清代“各刻书要地有堂号可考的,如北京112家,苏州53家,广州23家,佛山12家” 。
    清代考据学兴盛,不论考据学家们是从事古籍文献的校勘、整理、注疏、辑佚书、辨伪书,还是从事于对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读音研究,还是对古代典章制度、天文、历算、舆地的进行研究等,都离不开书籍。没有必要的书籍,考据学家们无论有多大能力也不可能做出什么成绩。清代印刷出版业发达,这为考据学家们获得充足的书籍提供了保障。为方便研究,许多考据学家们都收藏有大量的书籍以备研究之需,因此,在清代藏书家中有许多都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这也是清代藏书文化的一大特色。
    清代藏书主体与前代一样大致可分为三类:官府及宫廷藏书、书院藏书、私人藏书。无论是哪一类藏书,其规模都较之前时代大很多,尤其是清代的私人藏书规模较前代是空前扩大:可收录清代藏书家人数比之前历代藏书家人数的总和还多 ;许多清代私人藏书家其藏书量达十万卷,甚至数十万卷。例如,清代藏书家刘承干在其自述中承认,他在十多年间积书达五十万册 ,其藏书量甚至比当今许多县市级公立图书馆藏书量还多。因此,本书的研究对象中虽然包括了官府及宫廷藏书、书院藏书、私人藏书这三大部分,但更多的是偏重研究私人藏书。
    清代藏书事业发达得益于清代印刷出版业发达。由于印刷出版业发达,使得清代藏书人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书籍,“挟资入贾肆,可立致数万卷。” 此外,清代藏书事业发达也由于清代是我国封建文化的总结时期。在此期间,不论是官府还是民间都热衷于编纂大型的类书、丛书,他们将前代书籍整理、分类后以类书或丛书的形式重新出版发行。例如,清廷编纂有《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渊鉴类函》等,民间编纂有《学津讨原》《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钞》《太平御览》《金文最》等大型类书或丛书。大型类书、丛书的编纂一方面丰富了清代的藏书内容,另一方面也起着激励藏书的作用。
    随着藏书事业的兴盛,藏书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藏书文化包括了藏书楼名、藏书印文、藏书思想,以及藏书著作等多方面。中国传统的藏书机构是藏书楼,只是到了近代图书馆才代替传统的藏书楼成为我国藏书的主要机构。中国的藏书楼通常都有一个名字,而藏书楼的命名是有讲究的。大体来说,藏书楼命名可分为以下几类:根据藏书楼所在地理位置命名、根据藏书楼周边环境命名、根据藏书楼内藏品命名、根据前人诗文命名、根据民间传说或典故来命名。此外,还有的藏书楼命名还反映了藏书楼主人的某种崇敬、爱好、期望等心情。丰富的藏书楼名是中国藏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书印最初的功能仅是表明藏书归谁所有,因此,早期的藏书印印文简单,不外乎就是“某某藏书”“某某鉴赏”“某某宝藏”之类。到了清朝时期,藏书印印文不仅字数更加灵活,其印文内容也丰富多彩:在印文字数上,既有仅有一两个字的藏书印,也有字数多达上百字的藏书印,甚至还有只有图案,没有文字的藏书印。印文字体涵盖了隶、篆、草、行、楷、甲骨文等多种字体,印文文字既有汉字,也有少数民族文字。印文内容反映了藏书家姓名、身份、里居、爱好、企盼,以及对图书之爱、读书之乐等信息。虽然单个的藏书印文或藏书楼名所反映的信息很有限,但是将这千千万万的藏书印文和藏书楼名总括起来就能反映出清代藏书文化的方方面面,里面蕴含着海量的藏书信息,它们是研究藏书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材料。
    无论是公家藏书还是私人藏书,他们都带有一定的目的性。他们在长期的藏书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藏书思想。清代藏书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藏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繁复的藏书思想。清代盛行的藏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类:世守其藏的藏书思想、固守其藏的藏书思想、藏书开放思想、好古求宋的藏书思想(主要的是“佞宋”思想)、藏以致用的藏书思想等。在这些藏书思想中既有反映中国传统藏书家藏书心态的藏书思想,也有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藏书家顺应时代潮流的藏书思想。例如,藏以致用的思想就反映了藏书家们面对西学东渐、西方文明不断冲击中国传统文明的大背景下,中国藏书家们主动改变以往那种只注重收藏经史子集类书籍,不注重收藏科学、技术类实用书籍的传统。
    如果说藏书楼名、藏书印文、藏书思想是藏书文化的重要体现,那么藏书著作无疑是藏书文化最直接、最系统的表现。清代不仅藏书事业发达,其藏书研究也十分活跃。可以说清代是我国古代藏书技术和藏书思想得到系统、全面的总结的时期,是我国古代藏书学内容最丰富的时期 。在此期间,关于藏书研究的学术专著大量涌现。这些学术专著大体可分为目录学类著作、版本与校勘学类著作、藏书保护类著作、藏书理论研究专著、藏书纪事诗等。其中,以藏书目录学类著作最多。清代考据学发达、藏书事业兴盛从而促进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小学”的发展。由于藏书事业兴盛,藏书越来越多,如何保护藏书,避免藏书遭受水、火、虫、兵燹等损害便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从而促进了清代藏书保护研究。此外,藏书事业兴盛也促进了图书收集、典藏以及藏书史等相关研究的发展。藏书纪事诗是清代藏书文化中的一个有趣东西,它以诗歌的形式为藏书家立传。在藏书纪事诗体著作中,每一位藏书家的小传包括一首诗、注文、按语三个部分。其中诗歌的内容通常是撮录藏书家们最具特征的藏书楼号、藏品、藏书事迹、著作、学术观点等。清代藏书家叶昌炽首创藏书纪事诗体裁,以后藏书纪事诗体著作陆续出现,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编纂藏书纪事诗体专著的风潮。藏书纪事诗是中国藏书文化中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
    清朝是我国藏书事业的一个大转折时期,我国藏书主体机构由藏书楼向图书馆转变就发生在清朝中后期。传统藏书楼的职能在于储藏图书,它的藏书通常会被束之高阁,只有少数特定人员才有资格进入藏书楼阅读。图书馆比传统藏书楼更具有开放性,它的职能在于服务社会民众,它以其藏书服务于社会民众。清朝中后期西方图书馆学思想传入我国,这无疑会促进我国藏书主体由藏书楼向图书馆转变,但是,通过研究清代藏书思想可以断定,即使没有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传入,我国的藏书主体仍然会由藏书楼向图书馆转变,只不过它的转变速度要缓慢一些而已。我国藏书主体由藏书楼向图书馆转变的过程持续时间很长,它从清代中后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甚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时,虽然有部分图书馆在建设、创办,但是切于实用的图书馆仍然不多。许多以前的旧式藏书楼虽然也挂了一块“某某图书馆”的牌子,但其实是换汤不换药 。藏书主体的转变对于藏书文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过去那种体现传统藏书文化的符号,如藏书楼名、藏书印文到了图书馆时代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它们无疑不再像以前那样丰富多彩了。此外,在图书馆时代的藏书思想、藏书著作等都较藏书楼时代有很大的差异。从这层意义上说,清代既是我国藏书主体发生变化的大转折时期,也是我国藏书文化发生变化的大转折时期。这也是本文选择清代藏书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专门以清代藏书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前期成果目前尚无,在已有的清代藏书史研究成果中,更多的是从藏书楼、藏书家、藏书思想或者从校刊、目录学等角度开展研究。在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有的也涉及清代藏书文化内容,但是藏书文化并不是它们主要关注的对象:《清代藏书史论稿》  一书分为三个部分,上编主要是对清代重要藏书家史实进行相关考订、研究;中编对清代部分著作从版本学方面开展研究;下编主要研究古籍题跋及古籍校勘。该书论证严谨,考证详实,但是对于藏书文化方面涉猎不多。《清代藏书思想研究》 以清代藏书思想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清代藏书思想发展历史背景,并从藏书收集思想、保存思想、儒藏思想、藏书开放思想以及清代藏书思想著述等方面展开研究。藏书思想是藏书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藏书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该书中对于其他方面的藏书文化着墨不多。《清代江南藏书家刻书研究》 从藏书家刻书活动的角度研究清代江南藏书家刻书活动,其立意新颖。在书中,作者提出江南藏书家刻书具有种类齐全、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校勘精审等特点,提出刻书与藏书相辅而行,凡刻书发达的地方,其藏书也兴盛,而藏书兴盛的地方,其刻书业也繁荣的观点。清代藏书家热衷于藏书、校勘书、刻书,刻书也构成清代藏书文化的一个方面。
    有的成果是就清代某个具体藏书家、藏书楼开展研究,这些成果中也或多或少地涉及清代藏书文化的内容。如《黄丕烈评传》 一书从黄丕烈的精神境界、生活志趣、学术交游以及他的版本学思想与方法、藏书活动与藏书思想等方面对这位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展开了论述。《瞿氏铁琴铜剑楼研究》 从铁琴铜剑楼在中国藏书史中的地位、藏书楼历代主人事迹、楼中所藏精品图书及文物、藏书楼主人的交往、藏书楼建筑及藏书楼现状等对铁琴铜剑楼作了全方位的考察。在书中也部分涉及吴地藏书文化等藏书文化内容。《天一阁藏书史志》 为研究天一阁文集。天一阁虽然建于明代,但是它在清代藏书史上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书中关于天一阁刻书、碑目、艺文等内容中也包含有清代藏书文化内容。
    本书是在三位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为编写此书,三位作者既分工又合作,大家齐心协力查找资料、鉴别资料、商讨编写体例与文章结构。在编写过程中,遇到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大家共同探讨。在编写过程中,又做了分工:倪德茂完成了前言、第二章、第五章、结语和第四章第三部分的编写;曾琦完成了第一章和第四章第一、二部分的编写工作;华礼娴完成了第三章和第四章第四部分的编写工作。
    在文献使用上,本研究坚持能够使用第一手材料的就不使用二手材料。在资料搜集过程中,我们除了查阅大量清人的别集、笔记、传记,还翻阅了大量旧报纸、杂志、地方志。由于藏书文化涉及大量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为此,作者查阅了大量的工具书如《中国藏书家辞典》《简明古籍辞典》《历代藏书家辞典》《苏州文化手册》《中国室名大辞典》《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经学辞典》等。在资料搜集过程中,抄录了几十万字的笔记。正是有这些丰富的资料成为写作基础,才有了本书的顺利出版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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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章
    清代藏书事业发达的背景
    2  /  一、主流文化的转变刺激了藏书事业的发展
    5  /  二、印刷术发展和书市繁荣

    第二章
    清代藏书文化的特点
    23  /  一、藏书规模大
    29  /  二、藏书地域分布不均衡
    31  /  三、藏书学术研究活跃
    48  /  四、藏书在藏书家之间不停地流转

    第三章
    清代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
    54  /  一、清代著名藏书家 
    84  /  二、清代著名藏书楼 

    第四章
    清代藏书文化的体现
    106  /  一、藏书思想 
    121  /  二、藏书印 
    158  /  三、藏书楼命名文化 
    182  /  四、清代时藏书研究著作 

    第五章
    清末藏书文化的嬗变——从传统藏书楼到图书馆
    212  /  一、图书馆与藏书楼的区别 
    213  /  二、我国图书馆发展状况 
    229  /  三、我国早期图书馆事业之特征 

    236  /  参考文献 

    269  /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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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倪德茂,长江师范学院教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专门史。发表论文《论我国图书馆界对抗战事业之贡献》《论抗日战争期间国统区的战地图书服务运动》,出版专著《洪州寻梦:李渡历史文化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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