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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书为学术著作。本书首先对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制研究的基本范畴进行了界定，包括关键概念、传染病防治法制体系构成、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进程；然后回顾1949年以前我国传染病防治的历史和相关法律制度，探讨1949—1965年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情况，对当时传染病暴发流行情况、主要应对措施、相关法律法规等进行研究，对传染病防治成功经验进行总结；接着，概述了改革开放后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律体系的重建与发展；最后，...查看更多
  2. 序
    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成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成为划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新、旧时代的分水岭和标志性事件，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它是全面、深刻、系统改变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全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其全面、深远的历史影响怎么样估计都不会过分。2020年12月28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2020国内十大新闻，首要和最重要的年度事件是：“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付出巨大努力，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全面展现了全民健康福祉、健康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制度建设的辉煌成就！
    2020年“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对公共卫生事业而言，最重要、最深远、最直接的成果是，不仅使高度医疗性、科学性、专业性、技术性的现场流行病学和社会流行病学调查首次进入普通百姓日常生活，而且让身体健康、生命意义、全民健康理念、健康教育、健康生活方式、健康行为模式等传统“生物医学问题”首次战略升级为全社会和国家发展核心理论政策议题。尤其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相互依赖关系的本质属性，社会关爱和社会利他，社会距离和社会互助，社会团结与社会合作，每个人健康福利状况主要取决于其他人和全社会总体性社会福利状况等现代社会生活基本原理和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发展普遍规律，表现得淋漓尽致和最为典型。“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成为人类社会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成功、最为经典和最具社会主义制度意义的“最佳国际范例”。换言之，“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不仅创造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最佳国际案例与最佳国际实践，而且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竞赛中取得全面胜利，提交圆满答卷。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制度化秘诀和最基本历史经验是：中国特色现代健康中国、财政中国、福利中国和法治中国制度建设的有机统一和整体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不仅拉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序幕，而且首次明确提出“全民健康福祉”等现代理念，首次确立“健康中国”制度建设的国家战略目标，将全民健康福利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社会基础和前提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应对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医疗健康财政和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发挥了基础性和核心性作用：全国人民首次享受全民性、普惠性和现代性医疗健康和公共财政制度。社会医疗救助财政、社会医疗保险财政、公共卫生财政、健康财政和福利财政组成财政中国。因为财政制度的本质属性是“社会福利”。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是全社会所有成员的幸福美好生活。财政资金最能反映国家的政治意愿和国家发展目标，最能反映国家的社会福利责任承担状况，最能反映公民的社会福利权利保护状况，最能反映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政府与公民间关系。最为重要的是，“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最重要的制度化成果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法治中国建设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完美结合。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实现有机统一，法治中国建设取得标志性和历史性成就。简言之，中国法治国家建设战略重点，由“经济立法”战略升级为“以健康和福利立法为主”。
    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取得历史性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基本形成，法治中国建设进入新时代。从公法、私法和社会法划分角度看，我国的宪法与行政法体系，国防法、军事法与财税法体系框架等公法体系已基本建立。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宣告中国“民法典时代”正式到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7编、1260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法治建设部署，对我国现行的、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人格权方面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标志私法体系建设进入新时代。比较公法和私法体系，涵盖公法与私法领域，联结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权利、义务、责任关系的社会法，是十四五、第二个百年目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的战略重点和优先领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无限的发展空间和居于最高发展层次。因为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和现代社会福利法制发展普遍规律充分说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地位越高、越重要；社会政策实质是社会福利政策，社会立法实质是有关社会福利立法；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主要由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服务、住房与家庭政策，义务教育服务，医疗健康服务六部分组成；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医疗健康政策和法制地位越高。这是为什么健康政策成为“国策”，“健康中国”建设成为国家战略的社会历史和制度原因。现代社会福利法制建设战略重点是医疗健康法制和社会福利服务法制建设；社会福利服务主要对象是儿童、残疾人、老年人、病人和各类弱势群体。简言之，医疗健康法制与福利服务法制建设是未来法治社会建设的战略重点与优先领域。
    在极不平凡的和“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2020年，胡伟力博士所著的《传染病防治法制体系建设研究》正式出版，可谓恰逢其时，颇具健康中国、财政中国、福利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等国家意义和时代意义。胡伟力博士是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后、重庆大学法学博士，目前在西南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任教，在该领域有一定的学术积累。该书是胡伟力博士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的最新成果，从新中国医疗健康法制建设的历史角度，聚焦当代中国传染病防治法制研究历史主题，率先将1949—2019年新中国70年传染病防治法制历程，划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9—1965），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恢复与发展阶段（1966—1988），首部《传染病防治法》的诞生及其实施阶段（1989—2003），中国特色传染病防治法制体系充实与完善（2004年至今）四个历史阶段，填补了新中国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历史进程研究的学术空白点，具有多样理论、政策和法制建设意义。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尚在全球和国内进行之际，该书的出版为政界、学界和医疗卫生系统一线人员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有助于人们从历史发展规律角度反思：什么是传染病最佳分类和最佳分类标准？传染性疾病流行和防治的普遍性规律是什么？如何妥善处理传染性疾病防治的普遍规律与中国特色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一个现代、开放、多元、高风险和全球性社会中更加有效地预防和防治传染性疾病？什么是传染病防治的最佳战略、策略与方式？如何创建中国特色现代传染病防治的法制体系和制度框架？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医疗健康法制体系？如何将健康中国、福利中国、法治中国、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有机统一整合起来，为实现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制度基础？本书为以上重大理论、政策和法制建设议题，提供了宝贵的中国历史智慧和历史经验，值得一读。是为序。

    刘继同教授      
    草成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办公室
    2020年12月30日

    前  言
    从古至今，人类对于肉体的关注与思考，绝不亚于对灵魂的探寻。人类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部与疾病抗争的历史，而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持续最长、危害最广的疾病，无疑是传染性疾病，盖因人类社会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基于集体劳作、集体聚居的模式。传染病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易于在人与人之间、动物与人之间快速传播，进而感染聚居在一起的人群，造成大规模伤亡。历史上多次严重的传染病，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巨大危害常常超过自然灾害（天灾）或者战乱（人祸）。传染病危害极大，已成为人类文明最为重大的威胁之一。随着对传染病认识的不断深化，人们已普遍意识到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比单纯的治疗更为重要。传染病救治对象仅局限于个体，且是在已经造成极大损失之后的举措，可谓“治标”而已；而传染病的预防及控制工作则是针对全体人群，且是事先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措施，意在防止传染病的发生，或在发生后阻断其向更大范围扩展流行，可谓“治本”之举。预防控制传染病，需要对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习惯、文化、环境，乃至经济、政治进行有效调控，要达到此等效果，唯有建立完善的传染病防治法制体系。传染病防治与法律制度的紧密联系，实有其内在必然性。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辉煌灿烂的历史，在漫长的文明史之中，饱受传染病的危害。因此，对我国近现代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传染病防治法制史进行深入研究，总结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为当前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提供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工作，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发动人民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积极改造卫生环境，建立防疫机构，配备防疫人员，制定防疫措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未能制定传染病防治法，但相关条例、办法仍然保障了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高效运行。“文化大革命”期间，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有所停滞，这一时期我国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主要依靠“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法制建设也步入快车道。1989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下文简称《传染病防治法》）应运而生，标志着我国传染病防治工作全面进入法制化轨道，在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经济建设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市场化改革节奏加快，传染病防治体系也面临新的转型。这一时期，人们更多地看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成就，往往忽略了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传染病防治法》不完善、不健全、操作性较差等问题未能及时修订。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给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成为我国传染病防治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在客观上促使社会各界总结反思我国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历史经验，对《传染病防治法》进行及时修订，完善传染病防治法制体系。抗击“非典”胜利后，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步，建立起了传染病预防制度、监督制度、信息公布制度、救助制度、财政支持制度等一系列法律保障体系。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传染病防治法制史进行研究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针对当前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制史研究相当滞后的情况，本书围绕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及其影响进行深入分析，从而理解传染病防治领域相关法律规范的立法目的、意义及其不足、成效。在此基础上，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的经验得失，对进一步完善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制体系进行思考。
    本书在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的背景、价值与方法，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评述，考察了国外传染病防治法制情况。第一章对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制研究的基本范畴进行了界定，包括对关键概念的界定，对传染病防治法制体系构成的梳理，对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进程进行分期；对近现代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制进行了历史回顾。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9—1965）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情况，对当时传染病暴发流行情况、主要应对措施、相关法律规范等进行了考察，进而理解当时条件下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的巨大成就，对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第三章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的恢复与发展（1966—1988）。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律体系开始重建，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得以恢复与发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染病防治法》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第四章重点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染病防治法》的诞生及其实施（1989—2003），对《传染病防治法》诞生的历史背景、主要特点及其影响进行了细致考察；以2003年全国抗击“非典”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切入点，分析了《传染病防治法》在应对突发疫情时的法律适用问题。第五章主要研究传染病防治法制体系的充实与完善（2004年至今），对2004年《传染病防治法》的修订与完善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了以该法为基础构建的一系列传染病预防控制法律制度，对传染病防治法制体系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总结。在对不同历史时期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第六章对进一步完善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制体系提出了具体建议：深入研究卫生政策，统筹考虑影响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的多种因素，坚持和发扬成功经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契机，加快推动高层次人才培养等。最后，结语部分对后疫情时代完善《传染病防治法》进行了思考。
    通过上述研究思路和框架，本书在研究传染病防治法制史的过程中，充分关注医学科学尤其是传染病学的发展，注重学科交叉与融合，避免既往研究对医学知识关注不够的问题。通过学科的融合互补，对传染病防治法制史研究中的关键概念及研究范畴进行界定，弥补既往研究概念不清、研究范畴不明等问题。以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等因素为依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进行分期，分析总结各个历史时期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的经验得失，以期形成较为系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制史。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影响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的关键因素，对进一步完善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制体系提出建议。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制史极其悠久，其间文献浩瀚，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染病防治领域法律规范相当丰富完整，笔者因学力有限，对传染病防治法制相关文献研究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加强，这一不足会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完善。
    纵观我国漫长的传染病防治法制史，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传染病防治法制史，在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方面，我国是有一定特色和优势的，有一些经验是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尤其是在2020年这场伟大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中，我国更是为全球抗疫树立了光辉典范，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深刻地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理念。这一系列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的特色和经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学习，值得我们长期坚持、继承和发扬。


                                   2020年10月14日    ...查看更多
  1.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一、研究意义 1
    二、学术史回顾 9
    第二节  传染病防治法律规范的国际考察 13
    一、古代医学与宗教、法律的联系 13
    二、古罗马传染病防治相关法律规范的勃兴 15
    三、传染病防治相关法律规范的继承和发展 21
    四、现代传染病防治的国际立法 25
    第一章  传染病防治法制体系建设研究的基本范畴及历史回顾 28
    第一节  传染病防治法制体系建设研究的基本范畴 28
    一、概念界定 28
    二、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制体系的基本构成 34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分期 38
    第二节  我国传染病防治及其法制建设的历史回顾 41
    一、我国古代的传染病防治及其制度建设 42
    二、清末传染病的治理及其建章立制 48
    三、民国时期传染病防治及其法制建设概况 56
    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传染病防治及其
    法制建设概况 65
    五、我国近现代传染病防治法制的主要特点及其局限 71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1949—1965） 76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传染病
    防治法律规范的形成 76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传染病暴发流行严重 76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预防控制传染病的具体举措 79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构建传染病
    防治法律规范的基础 83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形成的传染病防治法律规范 93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传染病
    防治法制建设的成就与启示 96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传染病
    防治法制建设的巨大成就 96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传染病
    防治法制建设的经验启示 98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的恢复与发展（1966—1988） 106
    第一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的停滞 106
    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传染病
    防治法制体系的曲折发展 106
    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维持 108
    第二节  传染病防治法制体系的恢复与发展 109
    一、传染病防治法制体系的恢复与重建 109
    二、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的快速发展 112
    第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传染病防治法》的诞生及实施（1989—2003） 115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部《传染病防治法》的
    诞生及其特点 115
    一、首部《传染病防治法》诞生的历史背景 115
    二、首部《传染病防治法》对既往传染病
    防治条例的调整和提高 118
    三、首部《传染病防治法》的主要特点 119
    第二节  首部《传染病防治法》的重要意义 122
    第五章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制体系的充实与完善（2004年至今） 125
    第一节  首部《传染病防治法》的修订工作 125
    一、修订《传染病防治法》的指导思想 125
    二、《传染病防治法》修订的主要内容 128
    三、2004年《传染病防治法》对于完善我国传染病
    防治法制体系的重要意义 132
    第二节  2004年《传染病防治法》建立的传染病防治
    法律制度 133
    一、传染病预防制度 134
    二、传染病疫情报告、通报和公布制度 135
    三、传染病控制和医疗救治制度 136
    四、传染病的监督管理制度 137
    五、传染病防治的财政支持制度 138
    第三节  传染病防治法制体系在实践中的效果分析 139
    一、传染病防治法制体系更加健全 139
    二、传染病防治能力得以全面提升 140
    三、传染病防治体系基本建立 141
    四、传染病防治的保障措施不断加强 142
    五、传染病防治工作机制不断完善 143
    第六章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制体系建设的历史启示与未来展望 145
    第一节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的历史启示 146
    一、以人民为中心，化解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中的新矛盾 146
    二、坚持和发扬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的
    成功经验和特色 148
    三、统筹考虑关键影响因素，完善传染病防治立法 155
    四、总结国内外卫生政策，深入研究影响传染病
    防治法制建设的政策因素 160
    第二节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的未来展望 169
    一、以“健康中国”战略为契机，加快推进传染病
    防治法制建设 169
    二、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为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
    提供智力支撑 172
    结  语 190
    参考文献 197
    后  记 200    ...查看更多
  2. 胡伟力，西南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学院教师，法学博士，美国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杂志审稿人，中国法学会、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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